作者：董小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并圍繞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這一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作出深刻闡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經濟轉型是經濟發展向更高形態、更復雜結構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各類風險易發高發，有可能集中釋放，可謂是“驚險”的跳躍。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轉型期重大風險形成機理和運行規律，直接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從長周期看，經濟轉型期往往面臨“前技弱化、后技不足”的矛盾

　　技術創新一般規律是一項新科技從研發到運用需要50到60年，由此推動經濟重大轉型。從1782年工業化到現在，世界經濟每隔50到60年就會發生一次因科技發明推動經濟轉型。這種變化主要是技術創新帶動的產業革命推動的。當新一輪技術創新啟動時，巨大的技術變革能夠強有力地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長周期的繁榮。當上一輪技術開始弱化，邊際效益遞減，而新一輪創新技術又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時，經濟會呈衰退趨勢。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已經歷了五個長周期波動，1929—1933年的“大蕭條”正好落在第三次長波的衰落期。當時，電氣和重化工業等技術處于弱化階段，而汽車制造、半導體、計算機等新技術尚處研發階段。2008—2021年，正好落在第五個長周期的下行階段，全球經濟再次面臨“前技弱化（信息技術）、后技不足（人工智能）”的新矛盾。我國經濟處于世界經濟大周期背景下，同樣面臨“前技弱化、后技不足”的矛盾。

　　“十四五”或更長時間里，我國在國家戰略上，需要從“四類全球關鍵技術”入手。一是理論支撐技術。即一項技術是其他技術的“理論和技術的支撐”。如工業互聯網、工業4.0和“兩化”深度融合是解決工業生產困境的主要途徑，它們的理論和技術支撐就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PS)。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西方國家不約而同都把信息物理融合系統作為革命性技術。這種CPS系統小如心臟起搏器，大如國家電網，其意義在于實現了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整合與統一，將讓整個世界互聯起來。如果說互聯網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CPS將會改變人與物理世界的互動關系。二是技術鏈上游易被人“卡脖子”的技術，即一項技術處于技術鏈上游，能阻止下游多項技術的發展，比如芯片技術。芯片技術發展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人工智能、軍事工業、云計算、5G基站以及區塊鏈等產業的發展。又如特高壓盆式絕緣子材料關鍵技術、環氧絕緣件閃絡、新型環保氣體以及送端系統穩定控制等，會直接影響特高壓交流、電網可靠性、終端消納穩定性，直接影響電力等清潔能源輸送、消費安全。三是防御及攻擊點技術，即為國家競爭優勢提供強大防御力的技術，或能威脅到別的國家安全的技術。比如特斯拉的動力電池垂直一體化、電池管理系統和電池冷卻系統，能夠持續保持電動車領先優勢。比如基因編輯技術。在疫苗研發上，基因療法是基因編輯技術的實際應用。比如電網安全技術，直接影響一國的政治軍事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四是下一代大型加速器技術，即一項能加速下一代多項技術加速發展的技術，比如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技術，就是超導高頻腔、速調管、等離子體加速注入器、探測器等多項技術的加速器。其中，超導高頻腔又是現代粒子加速器的“心臟”，可以通過極高的能量效率給帶電粒子加速。

　　從債務周期看，經濟轉型期國家資產負債表容易失衡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周期是由債務周期主導的。有經濟學家對全球66個國家和地區金融危機史的研究發現，歷次金融危機都是因為債務過高而導致，沒有哪一次是真正不一樣的。自20世紀初以來，全球共經歷了兩波債務長周期，1929年的“大蕭條”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分別處于第一波和第二波債務長周期攀升階段。目前我國正處于從工業化中后期向后工業化時期轉型階段，原有的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增長動力等平衡關系被打破，存量風險和增量風險面臨集中釋放的挑戰，國家資產負債表最容易失衡。

　　觀察一個經濟體是否隱藏重大風險, 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高低是一個領先指標。杠桿率攀升，意味著系統性風險在不斷積累。通過1996—2021年長周期數據分析，我國杠桿率呈以下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總杠桿率水平并不高，但卻呈快速上升趨勢。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杠桿率從1996年的114%上升到2021年9月的314%。高杠桿率會導致系統性風險。二是從結構上看，我國居民部門、政府部門杠桿率較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幾乎是世界最高的。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我國國家資產負債表四個部門的“杠桿率”分別為：政府部門45.5%，居民部門62.1%，非金融企業部門157.2%，金融部門49.2%。發展中國家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通常都會伴隨著企業加杠桿，我國也不例外。1996—2021年，我國非金融企業經過兩次升杠桿階段：第一次是亞洲金融危機后，從1996年的84%上升到1999年的100%；第二次是本輪金融危機后，非金融企業加杠桿非常明顯，從2007年的97%上升到2021年9月的157.2%。杠桿率具有放大效應，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我國經濟轉型中，隨著經濟和金融體系內在聯系日趨緊密，經濟各種局部失衡和隱患也在不斷積累，這些風險如果管控不當，就會演變為一個相互強化的正反饋機制，可能由單一風險引發為系統性風險，由金融風險演變成實體經濟風險，乃至轉化成社會和政治風險。

　　為防止重大風險發生，必須保持國家資產負債表平衡。當前，要重點控制兩方面風險。一是宏觀層面控制總杠桿率，在去杠桿與穩增長中取得平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去杠桿一旦在全世界范圍內集中實施，必然對國際經濟產生巨大的緊縮效應。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去杠桿”面臨兩難境地：一方面，杠桿率過高會增加系統性風險，必須要降；另一方面，實體經濟不景氣，激進式的降杠桿可能會導致經濟衰退。實體經濟發展還需要依靠加大杠桿維持經濟增長。如何在去杠桿與穩增長中取得平衡，考驗著政府的決策藝術。控制總債務水平的增長，需要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理論上，“杠桿率”是總債務/GDP來計算。除了減少分子外，還可以做大分母，即增加公式中的GDP，就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來達到降杠桿的目的。因此，判斷一國杠桿率是否在合理區間，不僅要看杠桿率水平，還要看經濟增長能否覆蓋債務成本的增長，也就是“杠桿率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否同步。當前，去杠桿總體思路：穩增長是去杠桿的基礎，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是第一位的，只有保持一定的GDP增長，去杠桿才有基礎；去杠桿，要更多依靠經濟發展，要通過結構性調整來推進。二是微觀層面，重點要降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對于企業來說，“降杠桿”就是要將過高的杠桿恢復到正常的區間。那么，企業負債率多高是合理區間？一般不超過70%，如果超過了，則需要去杠桿。目前，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是157.2%，的確太高。一方面，進行融資創新，實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平衡：資產負債表右邊可通過融資結構調整達到“降杠桿”目的，主要包括負債融資、股東權益融資和夾層融資。資產負債表左邊，主要是通過盤活存量“降杠桿”，即資產證券化。另一方面，政府進行管理創新，幫助中小微企業清算“應收賬款”。長期以來，中小微企業資金困難，總是與高企不下的應收賬款相伴隨。這是因為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中小微企業是在大企業主導的供應鏈生態中生存的，大企業利用自己的實力迫使中小微企業接受對自己有利的信用條件，致使中小微企業不得不將部分回流資金無奈地“沉淀”在應收賬款上。政府如能幫助中小微企業將拖欠的應收賬款“活化”為中小微企業的現金流，將極大地幫助企業實現資產負債表的平衡。

　　從經濟增長驅動力看，從資本驅動向效率驅動轉型，蘊含經濟過快減速風險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中，將國家經濟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生產要素導向階段、投資導向階段、創新導向階段和富裕導向階段。這四個階段雖然是一種概括性分類，但有助于了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與企業在不同時期所面對的問題，以及促成經濟發展或導致衰退的力量。在這個系統中，前三個階段是國家競爭優勢發展的主要力量，通常會帶來經濟上的繁榮。但如果經濟增長驅動力轉型不成功，將導致全要素生產率改進空間狹窄。能夠實現這一轉型的國家并不多，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發生在這一階段。世界上一共116個發展中國家，成功實現轉型的只有15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沒有實現“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目前，我國隨著工業化向中后期演進，隨著服務業比重份額的擴大，投資已經不可能充當經濟的主導性驅動力量。經濟增長驅動力如果不能順利從投資導向階段向創新導向階段轉型，也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為推動從資本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我國創新模式需要從“組合式創新”向“原創性創新”升級。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可以有兩種選擇，發明或引進，到底哪種方式好，這要看哪一種方式成本比較低，收益比較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后發優勢”，在技術創新方面，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通過引進技術的方式，來加速自身的技術變遷，從而使經濟發展得更快。那時即便有創新，也只是組合式創新。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進行原創性創新和制度創新，就會出現“后發劣勢”。正因為后發展國家可以輕易地模仿別人的技術，在較短的時間里將經濟快速發展上去，因此會缺乏動力進行原創性創新和制度創新，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后發優勢”反成了“后發劣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什么？就是要在已經過了技術模仿的高速發展時期來進行原創性創新和制度創新，才能帶來一輪新的高速發展。現階段，要建立“基礎研究→產業化”創新生態系統。我國基礎研究產業化率很低，僅是發達國家的1/4；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這是我國在創新方面的短板。可借鑒發達國家共同研發合作平臺的經驗，為工業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有償的技術開發和技術轉讓，并通過授予發明者一定的壟斷權換取技術的公開，從而促使創新。因此，我國要組建一個由高校、科研機構和工業企業的研究人員共同研發合作的平臺，形成一批制造業創新中心，重點開展行業基礎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工作，促進創新技術與傳統優勢產業的更緊密融合。（董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