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出紅山：史前第一次禮儀制度的飛躍

　　文/《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遼寧西部山區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發現的紅山文化‘壇廟冢’這種三合一的建筑遺址，有點類似于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與明十三陵。”1986年7月，牛河梁遺址發掘出祭壇之后，《光明日報》刊文稱。

　　“壇廟冢”體系無疑是紅山文化后期形成國家雛形的重要證據，在中華文明起源中意義重大。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將其概括為“紅山文化壇廟冢，中華文明一象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賈笑冰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不晚于距今5500年，紅山文化在牛河梁完成中國史前時代第一次禮儀制度的創新，以祭祀禮儀、玉禮器使用為核心，禮制已經成為紅山社會團結、發展和秩序建立的基礎。

　　從牛河梁到天壇

　　在北京城南離紫禁城直線距離約3公里處，有一個禮儀性建筑群，三色琉璃三重檐的祈年殿，漢白玉欄桿筑起的三層祭壇圜丘，一條長360米、寬30米的神道將它們串起，其他禮儀建筑沿著中軸線分布。這是明清兩代皇帝每年冬至舉行祭天大典的地方——天壇。

　　這種禮儀性祭祀建筑群形制源遠流長。三層起壇、天圓地方、沿中軸線布局的建筑理念，連同“北廟南壇”“敬天法祖”的傳統，早在5500年至5000年前的“紅山古國”就已出現并形成規制，一直綿延至今。這一禮制的濫觴，就是牛河梁遺址特殊的“壇廟冢”組合。

　　在1983年秋冬，牛河梁積石冢和女神廟遺址先后發現，蘇秉琦就將其與遠在30公里以外東山嘴遺址的祭壇放在一起，歸納為“壇廟冢”，并指出“這是活動于大凌河流域的紅山人舉行類似古人傳說的‘郊’‘燎’‘禘’等重大祭祀儀式活動留下的遺跡”。

　　幾年后，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3號冢經發掘解剖確認為祭壇，而且是規模更大、結構更為標準的祭壇，牛河梁遺址“壇廟冢”祭祀建筑組合得以確認。蘇秉琦先生將其與北京的天壇進行比較：“壇的平面圖前部像北京天壇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壇的祈年殿方基。”

　　現有考古資料表明，牛河梁遺址已具有按南北中軸線分布的“北廟南壇”布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已進入高度發達的祖先崇拜階段，而作為紅山文化中心的牛河梁女神廟已是宗廟或其雛形。他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以血緣為紐帶的祖先崇拜是中國人信仰和崇拜禮儀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根脈。”

　　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晚期最重要的遺址，在上世紀80年代曾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被稱為“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2020年，國家文物局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成聯合考古隊，重啟了牛河梁遺址的考古發掘。“牛河梁遺址范圍內，當時發現了16個遺址地點，這幾年新確認遺址點已達67處，極大豐富了牛河梁遺址群的規模和數量。”賈笑冰介紹說。

　　基于禮儀行為的信仰體系

　　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和半拉山遺址都發現了神廟建筑;東山嘴遺址、草帽山遺址和牛河梁遺址都發現了祭壇;牛河梁遺址和半拉山遺址都有祭祀坑發現。遼西和蒙東的紅山文化遺址中，祭祀遺跡類型、結構、布局等諸多方面都表現出一致性，這說明紅山文化中已經有了達成一致規范的思想制約和認同。

　　“祭祀禮儀活動設施在紅山文化分布區的普遍出現，表明信仰和禮儀活動在紅山社會中的廣泛流行，祭祀禮儀活動遺址之間規模的差異或者趨同，說明與祭祀禮儀相關的社會規范已經出現，禮制已經成為紅山社會團結、發展和秩序建立的基礎。”賈笑冰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在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當時命名為3號冢的遺址，后來經過發掘被認為是祭天的壇。賈笑冰介紹，祭壇由直徑不同的3個同心圓，逐級升高形成了三層臺階。而圍成圓圈的三重壇所用的石頭都是挑選過的六棱石柱，并非加工所成，而是依據石頭的自然節理形成的，內層石頭圈里面還擺放了祭祀用的陶制筒形器。

　　有意思的是，祭壇3個同心圓直徑分別為11米、15.6米和22米，3個數等比近于√2。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的測算，這3個大小不同的圈分別對應著冬至、春秋分和夏至，與地上所觀測的太陽的運行軌跡相同。“從牛河梁遺址分布情況來看，壇位居整個遺址區偏南側，與后世的禮儀制度——北郊祭地南郊祭天完全吻合。”賈笑冰說。

　　基于禮儀行為的信仰體系，筑就了紅山文化社會團結和發展的根基。賈笑冰表示，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第十三地點等大型社會公共禮儀活動設施的建設顯示了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由石墻、筒形器所構筑的大型墓葬的附屬設施的建設、玉器的規范化使用與分配，表明社會等級規范的確立，高等級墓葬在祭祀禮儀中心的聚集顯示祭祀禮儀活動是社會秩序建立的基礎;與祭祀禮儀相關的筒形器與玉器的生產及專業化分工代表了生產技術和社會管理的最高水平。

　　紅山文化何以成“禮”?

　　賈笑冰認為，紅山文化禮儀活動與古禮相對應有三級中心，以牛河梁遺址群為代表的紅山文化禮儀中心;以胡頭溝遺址群、東山嘴遺址群為代表的區域禮儀中心;以半拉山遺址、田家溝遺址、草帽山遺址為代表的三級禮儀中心。

　　除了“壇廟冢”和玉器的顯像，“禮”在紅山文化中是如何體現的?

　　“禮是紅山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體現。”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之一的郭明認為，紅山文化后期，禮儀明顯地用以規范人與神之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通過作為個體身份標識的玉器就可以確定社會中的等級關系。

　　“還有一個核心的關系，就是人與神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傳統的觀念里，天上有神，地上有神，還有祖先，所以《周禮》就做了規定，什么樣的方式祭天，什么樣的方式祭地，以什么樣的方式祭祖先。”郭明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在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發掘中，就發現了這種不同祭祀行為的遺跡，“雖然不能和《周禮》記載的方式完全吻合，但牛河梁的方式在周禮形成的幾千年前就有了，已經形成了‘禮’的體系。”

　　賈笑冰也表示，紅山文化禮儀類遺存，很像是《周禮》《禮記》等文獻中記載的“燎祭祀天、瘞埋祭地、肆獻祼享先王”等禮儀制度。而燎祭遺跡中發現的不同焚燒物則詮釋了文獻中古禮所言的祭祀等級規定，類似“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這顯示了牛河梁遺址已經出現了較為完備的祭祀禮儀體系和相關的規制。

　　儒家文化核心特質的直接源頭

　　考古學家張光直說：“與西方以發展生產和貿易、改造自然的‘斷裂性文明’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具有將世界分為天地人神等不同層次的宇宙觀和通過溝通天與神以取得政治權力和財富的‘連續性文明’。在這種類型文明的形成過程中，精神領域、思維觀念往往得以超前發展。祭祀活動頻繁有序推動祭祀建筑的發達和禮的形成。”

　　賈笑冰告訴記者，隨著紅山社會進一步發展，祭祀活動這種神權、宗教權日益與社會政治緊密結合，巫術活動中的“禮”和“儀”進一步系統化、理性化，形成禮制。“祭祀活動在西方演變為倫理宗教，而在中國，則演變為處理社會關系的禮樂制度，最終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以儒教為核心的儒家文化。”他說。

　　“天神、地示、人鬼的古代宗教體系貫穿中國傳統文化的始終。以玉明禮、以玉比德的玉禮制、玉文化到后期甚至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所以可以認為以牛河梁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特質的源頭之一。”賈笑冰說。

　　賈笑冰進一步表示，紅山文化創造的基于祭祀禮儀體系的禮制是后世文獻記載的禮制與禮儀活動體系的雛形，禮制及以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為基礎的社會團結與發展模式是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兼容并包的彈性社會系統則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進程的開端。

　　對話賈笑冰——

　　為什么可說“禮出紅山”?

　　中國報道：從后世禮制的內容來看，為什么可說“禮出紅山”?

　　賈笑冰：文獻和古史領域里對禮制的表述來看，“禮”有這些特點：祭祀主體等級不同，祭祀場所規模不同;祭祀對象不同，祭祀方式不同;祭祀對象等級不同，祭品種類、組合不同;玉禮器顯示身份等級。無論是形而下的“器”，還是形而上的“道”，都可以看出紅山文化與禮制的源遠。

　　中國報道：從考古發掘來看，牛河梁遺址所代表的紅山社會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哪些發展?

　　賈笑冰：紅山社會在宗教信仰方面，首先形成了紅山社會最高等級的祭祀禮儀中心牛河梁，形成了“天神、地示、人鬼”的崇拜體系;其次已脫離巫術階段，進入了古代宗教的階段，形成了玉器及其組合區分等級身份的玉禮制。

　　中國報道：在統一的禮制規范和信仰體系下，紅山文化表現出怎樣的發展趨勢?

　　賈笑冰：紅山文化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僅實現了對本地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改造發展，使之以全新的特征展現在紅山文化中，同時還以開放的態度接納來自其他文化的包括技術、裝飾等各種要素并重新為我所用，將之有效融入自身的文化系統中，內化成為紅山文化不可分割的要素。紅山社會是上層遠程交流網絡的重要參與者，比如可以證實的是與長江流域凌家灘文化進行長距離互動。

　　(來源：《中國報道》202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