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國務院近日印發《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這是國務院發布的第3個大氣污染治理行動計劃，由生態環境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交通運輸部等26個部門聯合制定。

　　在國新辦今天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生態環境部總工程師、大氣環境司司長劉炳江指出，當前，我國空氣質量從量變到質變的拐點還未到來，大氣治理進入了負重前行、爬坡過坎的關鍵期，新版《行動計劃》明確了我國下一步大氣治理工作的總體思路、改善目標、重點任務以及責任落實。

　　12月11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生態環境部總工程師、大氣環境司司長劉炳江。

　　新版《行動計劃》有何變化與特點

　　“我國成為世界上空氣質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國家，煤源性污染基本得到解決，但空氣質量從量變到質變的拐點還沒有到來。”劉炳江表示，這表現在重污染仍然多發頻發，產業結構偏重化工、能源結構偏煤炭、運輸結構偏公路的情況還未得到根本改善。此外，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VOCs）的治理還在路上，氣象條件也給空氣質量改善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劉炳江稱，面對新任務新問題，在總結過去十年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的基礎上，本次《行動計劃》延續了“大氣十條”和《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主要是指“減煤、汰后（即淘汰落后，編者注）、控車、治污和抑塵”的五大路徑，同時也明確了當前治理的三大特點。

　　一是突出工作重點，堅持以PM2.5改善為主線，當前我國空氣質量污染還是以PM2.5為主要矛盾，明確PM2.5的下降目標。

　　二是堅持系統治污，大力同進產業、能源、交通結構的調整，尤以交通領域的低碳綠色轉型量化指標最多，是該文件的一大亮點，突出了氮氧化物、VOCs等多污染物協同減排。

　　三是強化聯防聯控，將上一輪治理方案中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由“2+26”城市變為“2+36”城市，實現長三角地區與京津冀地區基本上協同打通，整體解決東部地區的大氣污染。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為何從“2+26”變成“2+36”

　　新版《行動計劃》中，蘇、皖、魯、豫四省交界地區城市成為京津冀及周邊的新增城市。“這一區域是多次污染過程的起點，污染一發生，北上京唐、南下蘇杭。”劉炳江表示，通過十年的持續攻堅發現，在長三角地區和京津冀及周邊交界地，蘇、皖、魯、豫四省交界地區城市PM2.5濃度和原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和汾渭平原的PM2.5濃度接近，都是45微克/立方米左右，成為污染較突出的地區。

　　根據該特點以及多年的監測觀測、氣象參數和科研成果，該地區被納入到國家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城市。“國家支持的力度要大一些，任務壓得也要重一些，這樣一來，就使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地區連為一體，能夠系統、整體地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劉炳江說。

　　盡管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城市數量增加，但全國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總數并無太大變化。相較《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的80個重點城市，此次《行動計劃》共包括82個城市。一些長三角南部城市PM2.5基本已穩定達標，因此剔除。

　　空氣質量改善幅度是否將放緩或反復，還有哪些難題待解

　　在劉炳江看來，目前我國空氣質量改善得還不夠，去年地級以上城市PM2.5年均濃度是29微克/立方米，是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五六倍，是發達國家的2-4倍，仍需攻堅。

　　他坦言，當前我國大氣污染治理進入負重前行、爬坡過坎的關鍵期，綠色轉型要有足夠的時間，不能一蹴而就，到了后面幾年是否會出現停滯或波動，要從幾方面來看。

　　首先，當前空氣質量仍有新的機遇。此前空氣治理的一個大的機遇發生在2013年-2020年，我國煤炭消費量逐年下降。“目前來看，這個機遇確實有點不存在了，但出現另外一個大的機遇——交通領域的綠色低碳轉型。現在PM2.5發生出現污染過程，主要來自移動源排放的氮氧化物驅動。”

　　此外，還要考慮氣候條件。據氣象部門觀測，今年我國進入一次中等及以上強度的厄爾尼諾過程。且從另一個大周期來看，每隔20年，我國就進入沙塵頻發、高發的時期，上一次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03年，現在又是一個20年，今年上半年沙塵多發的現象已經非常明顯了。

　　劉炳江還提到，我國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無論是煤炭消費量、鋼鐵產量、有色金屬產量、原油加工能力、發電量等都穩居世界第一，三大產業結構還未發生根本性轉變。這種情況下，今年我國空氣質量確有波動，屬正常范圍，也恰恰反映了大氣污染治理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堅持精準、科學、依法治污，全面落實本次《行動計劃》的各項措施，我們有信心推動空氣質量持續改善。”

　　移動源成為主要污染源，新版《行動計劃》如何出招

　　“我們越來越感覺到移動源的污染更加突出。”劉炳江說，每次霧霾都能監測到，氮氧化物是拉動PM2.5快速上升的主要因子。根據生態環境部提供的年度數據，氮氧化物的排放，移動源是主要的貢獻者。

　　“原來是點上找經驗，現在到了全面治理的時期。”劉炳江說，在這版《行動計劃》中，交通領域的低碳綠色轉型著墨最多、量化指標最多，也是措施最具體的一個章節。新版《行動計劃》中，貨運結構調整更加聚焦煤炭、重點行業，港口等關鍵領域；機動車清潔發展更加強調新能源化；非道路移動化更加強化綜合治理；成品油質量更加突出全鏈條監管。下一步就看怎么把每個指標分解落實。

　　如何打好大氣治理“組合拳”

　　經過十年努力，“同呼吸、共奮斗”已成為全社會的行為準則。劉炳江列舉出市場、法治、科技等“組合拳”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支持作用。

　　過去十年來，中央財政大氣污染防治資金連年增長，累計下達2000多億元，其影響尤其表現在有力撬動了農村清潔取暖這塊最難啃的骨頭。

　　脫硫、脫硝、除塵電價和超低排放電價政策的實施，推動我國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清潔燃煤發電基地。對于清潔取暖電價、天然氣價格，都給予優惠。

　　此外，我國每年兩百多億元的環境保護稅收，超過80%來自大氣領域。企業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也將享受稅收優惠政策，這形成了有力支持。

　　“目前的環境保護稅主要針對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下一步，將加快把VOCs納入征收范圍，發揮稅收激勵約束作用，多排多繳，少排少繳，調動企業VOCs治理積極性。”劉炳江說，同時正在完善鐵路運價靈活調整機制，“公轉鐵”后，鐵路運輸價格也要有所優惠；進一步加大相關領域的信貸融資支持力度；加強科研攻關。

　　下一步，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及相關技術規范的修訂研究工作也將啟動。

　　劉炳江表示，在最新的《行動計劃》中，這一“組合拳”仍然保留、繼續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