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上廣深到偏遠鄉鎮，從黎明到黃昏，似乎只要有廣場，就有廣場舞當仁不讓。歡快的節奏中，全國每天都有千百萬群眾在城鄉各地舞動身姿，開心歡跳，展現著人民群眾追求新時代美好生活的精神風貌。備受群眾喜愛、深植群眾沃土的廣場舞，以其簡單易學、健康身心、豐富多樣，以及場地限制小、集體參與感強等特點而風靡全國，甚至一度登上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在國際舞臺展現國人風姿。廣場舞業已成為我國影響力極大、群眾認可度極高、參與人數極多、覆蓋地域極廣的群眾文化活動之一。

　　若論及廣場舞的“前世今生”，“廣場舞”一詞被大眾普遍接受和廣泛使用始于21世紀初，但它的產生并非憑空而來。無論是遠古先民的聯袂踏歌而舞，還是夏代的《韶》、商代的《大濩》等祭祀天地、先祖的大型集體樂舞，均為露天公共場所表演的集體舞蹈。尤其至今仍存留于田間地頭、山野廟宇的漢族秧歌、藏族鍋莊、土家族擺手舞等非遺保護視閾中的傳統民間舞蹈與廣場舞關聯緊密，且都是由非專業人士表演的，具有開放性、自娛性、群體性、廣泛性的舞蹈活動。廣場舞也因此被一些專家認為是當代的“城市民間舞”。或許正因兩者間的內在關聯性，廣大群眾自發地在廣場舞中傳承和傳播著各地的民間舞蹈，并由此呈現出互融與共生的勢態。以2023年全國廣場舞大會啟動儀式中的表演為例，全國各大片區精選7支舞隊登臺獻演，其中6支隊伍均采用了民間舞蹈的動作元素。譬如，貴州貴陽片區的《錦繡家園》運用了極具民族風情的苗族蘆笙舞；山東威海片區的《漁家秧歌》延續了榮成漁家秧歌“扭腰”“腳擰”的動作特征；湖南郴州片區的《三月三·醉畬鄉》則是廣場舞隊深入汝城畬家村寨，挖掘、整理、創作的畬族廣場舞。

　　從各地廣場舞的動作構成看，與健身操、啦啦操等操化動作類廣場舞相比，舞蹈類廣場舞占據著主導地位，其中又以民間舞動作的比重最大。這些舞蹈動作大多并非直接源于傳統民間舞蹈，而是教學民間舞或是舞臺民間舞的簡化版，即經過了傳統舞蹈類非遺——教學民間舞、舞臺民間舞——廣場舞的過程。鑒于民間舞教學內容有限，主要集中于漢族、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朝鮮族等幾個民族，舞臺民間舞也只聚焦于可舞性、可觀性強的舞種，因此若僅僅以此為樣本，廣場舞的發展勢必遭遇當前同質化、趨同性的困境。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廣場舞與傳統民間舞蹈并不是舞臺表演藝術，而是源于群眾、服務于群眾的自發性、自娛性舞蹈活動。藝術家的創作被民眾所接受，無疑將對廣場舞的藝術性起到促進和提升，但廣場舞不是舞蹈家的舞蹈，而是老百姓的舞蹈。一味地專業化、舞臺化走向或使廣場舞偏離群眾舞蹈原本的自然之美、簡易之美、淳樸之美，而這正是我國當代舞蹈藝術奠基人戴愛蓮生前傾力推行“人人跳”的初衷。根據鄭慧慧的采訪實錄筆記，這位求學于英國皇家芭蕾舞學校，又師從多位現代舞大師的舞蹈家，在深入邊疆地區考察民間舞時，驚嘆于它們的“純真、樸實、自然、流暢”，認為它們“沒有一點造作的表現，讓人一看就想跳，一跳就會，完全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美極了！”20世紀40年代，她提出將民間舞蹈搬上舞臺是發展中國舞蹈的第一步，與此同時，還要使舞蹈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為實踐這一理想，她將簡單易學又保留民族特色的廣場性民間舞帶到城市進行推廣，讓人民“為娛樂自己而舞”。今天看來，戴愛蓮先生這一前瞻性的做法，既是對傳統舞蹈類非遺的弘揚，又對廣場舞的發展有所啟示。

　　近年來，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宣傳活動的普及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傳統舞蹈的價值，廣場舞也由追求身心健康，向著關注藝術性，再到傳承傳統舞蹈文化的多個目標發展。尤其在一些傳統民間舞蹈積淀豐厚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廣場舞已逐步發展為傳承、推廣、普及傳統民間舞蹈的重要陣地。這一現象對于傳統舞蹈類非遺的保護而言無疑意義重大。我國的傳統舞蹈類非遺主要保存于鄉村，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特別是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的居住地、生產生活方式，以及人的關系等傳統舞蹈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發生改變，尤其“人”的缺失已經成為傳統舞蹈類非遺昨存今佚的重要原因。

　　在傳統舞蹈類非遺日益僵化、消亡的嚴峻形勢下，唯有回歸民眾生活，才能融入時代氣息，重獲勃勃生機，而廣場舞為傳統舞蹈類非遺的活態保護提供了新的思路，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舞蹈文化開拓出新的路徑。與此同時，廣場舞與傳統舞蹈類非遺的互動與融合，也使廣場舞因結合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挖掘利用優秀舞蹈文化資源而展現出多樣的文化風景，并為進入城市的不同文化群體提供著身份的歸屬感和文化的認同感，從而實現廣場舞的文化惠民、文化樂民、文化育民功能。這也終將達成戴愛蓮先生生前未能實現的夙愿：將人民的舞蹈還給人民。（廖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