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國際評級機構惠譽頻頻對中國“下手”，先是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接著又下調中國六大國有銀行信用評級展望。經濟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相關評級不公平、不公正，不能客觀反映中國經濟增長前景。

　　惠譽為什么會做出與專業人士觀感相悖的結論？事實上，惠譽等美國國際評級機構憑借其壟斷地位，打著“客觀”旗號，已成為推行美國否認其他經濟體體制優勢、維護自身全球霸權的“政治工具”。

　　長期以來，這種局面導致全球金融市場不公正、不合理現象叢生，成為全球南方融資難、發展難的重要原因。

這是2020年10月30日拍攝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旁的華爾街路牌。新華社記者王迎攝

　　測不準中國經濟

　　分析人士表示，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中國六大國有銀行信用評級展望等，是故意低估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表現。在技術層面，下調中國評級是高估風險、低估增長潛力的表現；從目的上看，下調中國評級是扭曲事實、制造負面預期的行為。

　　一方面，惠譽指稱中國政府債務風險高，但數據并不支撐這一結論。

　　中國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去年年末中國政府部門債務率為55.9%。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二十國集團國家的政府債務率平均在94%左右。

　　另一方面，惠譽作為主權信用評級體系的重要組成元素，對中國2024年經濟增速預測較其他機構明顯偏低，讓各界質疑其主權信用評級結果可靠性。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近日通過官網發表文章說，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國情以及政策理解較為片面，未能準確認識中國宏觀政策的全面性、科學性和合理性，加上其信用評級方法論對發展中經濟體不適用，所以無法反映中國主權信用的真實情況。

　　巴西圣保羅州立大學經濟與國際研究所主任馬科斯·皮雷斯表示，下調中國評級的目的是試圖動搖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他說，受美國貨幣政策影響，當今世界沒有哪個經濟體不面臨挑戰，中國在挑戰面前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把困難變成機遇，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阻擋。評級機構試圖通過“降級”來宣揚悲觀情緒，無異于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中國財政部就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有關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惠譽主權信用評級方法論的指標體系，未能有效前瞻性反映財政政策“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對推動經濟增長、進而穩定宏觀杠桿率的正面作用。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長期看，保持適度的赤字規模，用好寶貴的債務資金，有利于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最終有利于維護良好的主權信用。中國政府一直堅持統籌兼顧支持經濟發展、防范財政風險和實現財政可持續等多重目標，根據形勢變化，統籌需要與可能，科學合理安排赤字規模，保持赤字率在合理水平。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維護良好主權信用的能力和決心也沒有改變。

這是2020年1月31日在英國倫敦拍攝的倫敦金融城。新華社發，蒂姆·愛爾蘭攝

　　評不出“真正違約”

　　當下，全球信用評級產業高度集中，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三巨頭”幾乎完全控制了全球評級市場。

　　回顧這三家美國評級機構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它們在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過程中逐漸取得行業壟斷性優勢，掌握了一套按照自身好惡來為評級對象融資能力設定“天花板”的“評級霸權”。由于全球金融市場沒有客觀基準，信用評級更像一場金融游戲。

　　在評定主權信用評級時，三大評級機構常常從意識形態和自身利益出發，否認其他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的特點和優勢，實際上成為推行美國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工具。

　　三大評級機構與資本市場關系密切，難以客觀、科學評估信用風險，因此常常出現評級失誤，甚至在很多時候反而成了危機的“催化劑”。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杰弗里·索南費爾德指出，過去50年間，三大評級機構整體來看幾乎未能準確預測主權政府和企業借款人的“每一次真正違約”。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梳理發現，三大評級機構幾乎錯過了全球主權債務違約前的每一次重大經濟危機，包括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

　　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初期，三大評級機構反應遲緩，沒能在第一時間發現泰銖、韓元危機的嚴重性。危機蔓延，三大機構為挽回聲譽驟然給東南亞多國降級，反而加速、加重了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也與三大評級機構有關。在那之前幾年，三大機構在經濟繁榮期間給不少垃圾債評級過高，導致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比例越來越高。危機出現時，評級機構又遲遲不給相關企業降級，導致市場對風險判斷失誤。

　　4月3日，農民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近郊的一塊玉米地檢查作物長勢。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宣布，由于厄爾尼諾現象造成嚴重干旱，全國進入災害狀態。新華社發，肖恩·朱薩攝

　　給全球南方發展“挖坑”

　　德國非洲政策研究所指出，三大評級機構近年來對非洲各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呈現“更頻繁、更主動，且不斷惡化”的態勢。這類“不請自來”的主權信用評級并非基于發行人要求做出，是評級機構“自帶濾鏡”的操作。

　　其背后的邏輯在于：信用評級差意味著風險更高，往往會導致從國際資本市場借款的成本更高。信用評級被下調會導致非洲國家政府不得不為所欠的債務支付更多利息。而為了優先償還債務，一些非洲國家政府被迫推行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往往不利于長期投資和經濟增長，并對預防和解決債務危機帶來負面影響。

　　受害者不只是非洲國家。近年來，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而三大評級機構主導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卻長期對它們實行不同于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評級標準，動輒把中國行業龍頭企業發行的國際融資產品評為“垃圾級”，讓專業人士直呼“看不懂”。

　　從本質上看，當前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設立的有利于自身的評級標準，它們給自己的信用等級打高分，給發展中經濟體的信用等級打低分，從而收割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正因為如此，人們可以看到如此“怪象”，即新興經濟體在財富創造能力、經濟增長等方面有長足進步，但信用級別卻很低。

　　三大評級機構掌控的傳統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嚴重失衡，明顯偏向美西方國家和企業，難以做到公正合理，甚至成為推行美國全球霸權的“政治工具”。

　　國際評級的差異，直接影響到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及其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融資成本，也提高了南方國家經濟騰飛的“門檻”。很多時候，西方國家企業花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在金融市場撬動大量資本，南方國家企業卻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和融資成本，這正是緣于這套不公正、不合理的評級體系。

　　美國《福布斯》雜志印度版去年發表題為《僵化還是偏見：全球評級機構如何錯過印度的增長脈搏》的文章。不少印度官員和經濟學家在文中表示，三大評級機構長期“看低”印度的主權信用評級，未能客觀評估印度近年來的經濟發展。

　　印度巴魯達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馬丹·薩布納維斯認為，從概念上講，評級機構“犯了錯”，評級機構需要重新審視它們的方法論，要充分了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