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知名學者彼得·沃克(Peter Walker)訪問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在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之“美國系列”活動中發表題為“關于中美關系的見解”的公開演講，深入探討了當前美國社會正面臨的深刻變革。以下為講座觀點精編：

　　美國當下變革的廣度和深度實屬前所未有。這場變革呈現多種形態，其中最顯著的是對民主制度核心原則的直接挑戰。

　　何為民主核心原則？其一是自由、公平、公開的選舉制度。回望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至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斷聲稱選舉結果遭竊取，拜登不具總統資格，甚至稱其為“非法選舉”。盡管圍繞此事發起的60多起訴訟中，聲稱選舉舞弊者均被法庭要求出示證據，但他們始終未能提供任何實質證據——因為舞弊本不存在。由此可見，公平選舉原則正遭受嚴峻挑戰。

　　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騷亂事件是另一例證——民眾沖擊國會大廈，約1600人因襲警等刑事罪名被定罪。

　　其三是對三權分立制衡機制的削弱。美國立國根基在于政府三大權力分支(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獨立、彼此制衡。任何一方嘗試改變既有民主模式時，通常會受到其他分支的制約以抵消其行動。然而當前現狀是：共和黨以微弱優勢掌控的國會，不再致力于實質性辯論或達成共識，反而幾乎演變為“陣營式投票”。觀察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通過過程即可見一斑——除兩名共和黨人反對外，其余共和黨議員全員贊成，而民主黨議員則集體反對。獨立觀點交鋒、協商對話、妥協決策的民主精髓，實質上已被陣營對立所取代。

　　另一侵蝕三權制衡的現象是行政命令的濫用。大量單邊決策雖被法院裁定為非法，但因司法程序冗長，這些政令往往得以在撤銷前生效實施一段時間。綜上所述，對民主根基的挑戰，堪稱美國當前最劇烈的變化。

　　第二大變化，是社會極化。極化的根源其實不難理解：審視美國藍領階層(電工、管道工、司機等未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他們曾是美國夢的忠實踐行者。而美國夢的本質很簡單——每一代人都應過上比父輩更優渥的生活。但對藍領群體而言，此夢已然幻滅。該群體懷有強烈不滿，因其實際工資水平數十年停滯不前(走勢平穩如直線)，而其他群體的收入則以合理速度增長。這造就了一個普遍憤怒的階層，他們的生活高度本地化，經濟狀況決定生存質量：能否帶家人度假？能否在超市自由選購？能否負擔合理房價？這些曾經理所當然的生活保障，如今已成奢望。這正是極化的核心根源，藍領群體深感被所謂的“精英階層”(高學歷人群、法律界人士)所輕視與排斥。美國社會的極化現象，已發展至嚴峻的境地。

　　第三大變革在于關稅政策。回溯歷史，美國平均關稅長期維持在2%-3%的低位區間。而現今實施的關稅稅率，最低門檻已達10%，部分領域甚至飆升至50%。當稅率如此嚴重偏離歷史軌跡時，其實際影響已難以估量。美國政府為關稅辯護時聲稱“稅負不由美國民眾承擔，而是由外國政府支付”，這純屬誤導——關稅本質上由進口商品服務的美國企業支付，關鍵問題在于：企業會將多少稅負轉嫁給消費者？當前關稅尚未完全顯性化，但未來數月其推升通脹的效應必將顯現。特朗普競選時承諾抑制通脹，其前提假設正是“關稅不會加劇通脹”。而現實是：對于薄利多銷的零售商而言，關稅成本難以通過內部消化，最終必然傳導致消費終端。

　　金融領域的另一劇變是債務危機。憑借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權，美國總能通過增發貨幣填補財政赤字——這是全球唯其獨有的“奢侈”。如今美國債務規模已膨脹至危險水平，政府支付的利息總額甚至超過國防預算。美聯儲為對抗通脹維持較高利率，短期內難以下調。政府雖呼吁“將利率降至1%的理想水平”，但此舉既不現實，亦越權干涉央行獨立性。

　　第四項變化關乎社會公平。美國長期以“關愛弱勢群體”的國際形象自居，但此前其通過的“大而美”法案卻具有明顯倒退性——其經濟利益大幅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國會迫于壓力為富人減稅，補償手段竟是削減底層民眾福利：大量低收入者被剔除出醫療補助計劃。這意味著，依賴政府救助的糖尿病患兒家庭將面臨斷藥困境。法案預計將導致死亡率顯著上升，社會代價沉重。

　　終極變革則是世界秩序重構。美國傳統上倚重北約等盟友體系，通過長期經營構建了廣泛的國際友誼網絡。然而現實是：美國正系統性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框架。在單邊加征關稅的同時，其全球參與度持續萎縮。

　　這引發根本性質疑：美國的歷史性全球領導地位將受何沖擊？ 當美國留下高額關稅壁壘實施戰略收縮，作為全球最大貿易體之一的中國正獲得歷史機遇——以更優合作方案填補各國需求。美國單邊關稅政策客觀上為中國提升國際影響力開辟了空間。無論是民主制度危機、社會極化、關稅亂象、債務陷阱、福利倒退還是國際地位動搖，上述任何單項變革的規模均屬百年未遇，而今正同步共振。更令人憂心的是，美國政府的決策反復無常，政策缺乏連續性。若問這些劇變將導向何方？無人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