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我有機會再次從西藏自治區那曲市雙湖縣驅車出發，沿著一條新修的村級公路，來到位于藏北無人區深處的小康示范村——雙湖縣嘎措鄉。

　　這是我30多年后的第七次來到嘎措鄉。當我又一次站在這個令我魂牽夢繞、已建成現代化小康示范村的地方時，不由得想起它走集體化道路的許多往事。

　　 
這是嘎措鄉政府所在地的一村村貌（唐召明1988年攝）

　　嘎措鄉一直以來是一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小特區”——整個西藏自治區僅有的一個未實現牲畜私有的鄉。這里至今仍然保留著“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經濟，實行專業化分工，并成為西藏最為富裕的鄉村。

　　記工分，分口糧，統一分配收入……這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時期流行的經營形式，對許多人來說，早已成為歷史記憶，但在嘎措鄉，不是歷史，而是現實。

　　這是嘎措鄉一村鄉會計兼一村村委會主任多吉坐在大羊圈的地上，向村民介紹工分的登記情況（唐召明1988年攝）

　　那是1988年初冬，我搭車來到那曲地區雙湖辦事處（現那曲市雙湖縣）嘎措鄉采訪。一天夜晚，在明亮的汽燈下，嘎措鄉副鄉長瓊沛和鄉會計兼一村村委會主任多吉應我之邀，來到我所借住的日瑪家里介紹情況。

　　我眼前的副鄉長瓊沛是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跨進過中學大門，但只讀了一年，是鄉村干部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40歲左右，穿著很樸素，一件光板老羊皮襖，經常穿在身上。不了解的人很難看出他是這里的干部?？墒牵o人的印象卻是精明能干。

　　身邊的鄉會計兼一村村委會主任多吉40多歲，顯得很沉穩，頭上戴一頂藍色單帽，黑白兩色的藏袍，腰前總是掛著他最為欣賞的裝飾物，一個裝有5發步槍子彈的銀制彈夾。

　　談起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生產，對吃“大鍋飯”式的經營管理方式，現在沒有人再感興趣了?？墒歉麓豚l為什么至今還保留著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經營形式，有沒有吃“大鍋飯”的現象，群眾擁護嗎？我向副鄉長瓊沛提出這一問題。

　　 
這是定居在嘎措鄉一村的婦女和兒童（唐召明1988年攝）

　　他毫不猶豫地告訴我，今天的嘎措鄉干部群眾全都擁護集體生產經營方式在這里存在下去。雖然嘎措鄉保留了集體經營，但現在的集體經營方式克服了過去吃“大鍋飯”的缺點，實行的是一種多勞多得，按勞計酬的很詳細的生產責任制，是升級版的“人民公社”制度。

　　多吉拿出鄉里經過幾年不斷完善形成的一本厚厚的責任制細則念給我聽。

　　嘎措鄉現有34232頭（只）牲畜，擁有50個牧場。實行集體經營管理，可以合理安排科學放牧。根據實際情況，劃分為公牦牛牧場、母牦牛牧場、公綿羊牧場、母綿羊牧場、公山羊牧場、母山羊牧場等。根據勞動量，每個牧場分別安排二至四人負責放牧。這樣劃分安排，便于科學放牧管理，接羔育幼，同時也便于生產責任制的落實。

　　比如，放牧成年母綿羊的牧場，4個人負責管理，放牧600至700只羊。如果放牧的母綿羊膘肥體壯，每只羊記0.0175個工分。產羔季節，根據羊羔情況，分為一、二、三等。一等羊羔每只記5.5個工分，二等羊羔每只記4.5個工分，三等的記3.5個工分。放牧成年母牦牛的牧場，二人負責管理，放牧100至150頭牦牛。如果放牧的母牦牛膘肥體壯，每頭牛記0.12個工分。產犢季節，牛犢也分為一、二、三等。一等牛犢每頭記11.3個工分，二等記9.3個工分，三等記7.3個工分。以村為單位挑選出來的體質差的牦牛、綿羊、山羊分別集中一起放牧。如體弱的牦牛，每個牧場安排二人，放牧80至100頭，如果放牧得好，每頭記0.1833個工分……

　　嘎措鄉根據本地實際，制定了畜產品的預算方法。預算是以過去5年畜產品的平均指標為基礎制定的，超過部分按80%獎勵。如果不是因為自然災害造成不可避免的損失，大畜死亡超過了規定的5%，則按超出部分數量扣罰年底工分。

　　這是嘎措鄉一位小學生利用業余時間，在幫助村民拽拉不肯挪步的羊只統一去擠奶。這種勞動到年底也可獲得一定的工分收入（唐召明2001年攝）

　　1985年4月，嘎措鄉按產值修訂的計分標準冊，其中包括勞動項目、勞動量、工分標準等項目。我看到的一冊，其中規定的條款就達到230多項，對不同季節，不同條件下，不同質量的每項勞動都作了詳盡的規定，工分標準精確到小數點后的七位數。在這閉塞偏遠的荒原小村，這種精確的管理，真使我吃驚，這種認真精神更使我敬佩。

　　鄉會計、村委會主任（原叫村長）多吉說，牧場里有放牧技術的可以多掙工分，沒有放牧技術的也可做別的事情，但工分掙的會少一些。

　　 
這是從西藏南木林縣來嘎措鄉揉皮子“打工”的藏族農民工（唐召明1988年攝）

　　副鄉長瓊沛接著又談到，七八月份剪羊毛期間，剪大羊的羊毛每斤記工分0.142857分。村里老弱病殘者撿的羊毛只要收拾干凈，達到規定的標準同樣記工分。老弱病殘做捻線、縫紉、抓絨等力所能及的勞務也都有不同的工分標準。

　　“你們這樣細的工分標準誰來統計負責呢？”我問。

　　“兩個村的村委會副主任負責。”他回答。

　　鄉長瓊沛對他們的責任制了如指掌、充滿信心，談起現在這種集體經營的好處滔滔不絕。

　　集體經營比起牲畜分到各家各戶的個體經營，能發揮個人所長，會放牛的牧牛，會放羊的牧羊。即使那些老弱病殘者，也給他們安排恰如其分的勞務，如捻線、縫紉、織帳篷、抓絨等，使他們有所勞，有所獲，既不浪費勞力，又可使集體增產增收。

　　一家一戶放牧，很難結束游牧生活。集體生產為牧民從游牧走向定居創造了條件。

　　無人區雪災頻繁，一家一戶個體放牧難以抵御雪災的襲擊。集體力量大，能夠更加有效地戰勝自然災害。

　　現在，嘎措鄉的集體倉庫每年都儲備著磚茶、糧食、墨鏡、鐵鍬、活動式的氈毛羊圈、牛羊飼料、牛羊糞燃料等抗災救災物資。

　　 
這是嘎措鄉牧人用繩子拴住羊角后，統一待擠羊奶的羊群（唐召明2001年攝）

　　嘎措鄉集體經濟一天天壯大，人民的生活迅速提高，靠的是什么？干部們都說，這是靠黨的領導和全鄉人民的共同奮斗。牧民們說，是干部好，是鄉書記白瑪他們帶領全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才有今天的好生活。

　　50多歲的牧女嘎爾瑪，向我談起白瑪，滿懷深情地說：“天上的星星有千顆，數白瑪的這顆星星最亮。他整天為大家東奔西跑忙碌，到年底我們讓他拿全鄉中的最高分，他卻從來不要，他可是天下的好書記。”

　　嘎措鄉牧民人均收入連年提高，牧民群眾都要求白瑪書記拿全鄉的最高工分，可他每年都不要，和鄉長嘎多、副鄉長瓊沛一起只拿中上等工分。在白瑪書記的帶動下，村委會主任也從來沒拿過全村的最高工分。

　　1976年，西藏拉開開發藏北無人區大幕，為解決草畜矛盾，申扎縣嘎措鄉牧民群眾趕著牛羊，連同鄉名一起北遷到無人區。那時，嘎措鄉空曠的草原上沒有一個羊圈和一間房屋。白瑪書記帶領全鄉男女老少自己動手建設了新家園。

　　搬進無人區的第一年，嘎措鄉有60戶人家，345人。到1987年底，已發展到74戶、385人。1987年冬至1988年春，嘎措鄉遭受特大雪災，1988年人均收入仍達到1000元，比十年前剛進無人區時的人均收入290元增加了好幾倍。全鄉總收入由10年前的17萬元，增加到40萬元。嘎措鄉家家戶戶有肉、有糧吃，家家有存糧，多則幾萬斤，少則幾千斤。嘎措鄉由搬遷前的最貧困鄉村一下子變為西藏最為富裕的鄉村。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多數地區實行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多種形式的家庭為基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西藏牧區實行了牲畜私有私養。而為什么過去生產最落后的無人區的一角保留了集體生產經營方式？這究竟是順其自然，還是少數人的個人意志？我帶著疑問，走訪了許多牧民群眾。他們的談話是一致的，那就是擁護集體經濟，反對這里實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的個體經營。

　　隨著采訪的深入，我的疑團漸漸解開，他們的抉擇是對的。因為他們生活在這里，了解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解這里的自然和社會。嘎措鄉周圍雪山、湖泊交錯分布，年平均氣溫零下13度，沒有無霜期，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大部分是高山半荒漠草場。一年8級大風有100天左右，4至8級大風一年200天左右，嘎措鄉海拔約有5000米，高寒缺氧。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嘎措鄉牧民群眾選擇了集體經營。這是他們實踐經驗的總結，其中包含著血淚換來的代價。

　　歷經滄桑的扎巴老牧人認為，這里只有實行集體經營才能更好地生存。不然，嘎措鄉不會有今天這樣高的生活水平。他說，如果嘎措鄉沒有搬遷到無人區，依然是在申扎縣的話，他和別的牧民一樣會投票贊同實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牧業生產責任制。因為那里和無人區不同。那里氣候好，水草豐美，人煙比這里稠密，淡水小河流很多，而且能播種青稞草和大路菜。而這里卻恰恰相反，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去說，就連人畜飲水都較為困難。雖說這里湖泊星羅棋布，但很多水不能飲用。如果這里牲畜分到戶，一家一戶的牲畜放牧在自己的草場上，許多家庭不可能趕著牲畜走很遠的路，人畜飲水會遇到很多困難。嘎措鄉兩個村現在只有第一村有個水磨。如果分散經營，牧民們磨青稞都成了問題。扎巴老牧人感慨地說：“就憑這一點，我們這里也不能搞個體經營?！?/p>

　　這是嘎措鄉縫紉組牧人在縫制藏裝。他們的專業化勞動，到年底也是按照工分的高低，按勞取酬（唐召明2009年攝）

　　扎巴回憶1983年鄉里選擇集體經營時的情景說，西藏落實家庭承包責任制，工作組來到嘎措鄉向牧民群眾宣傳新政策，全鄉群眾卻來了個大投票，以70%以上的投票票數，決定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因為一場慘痛的教訓讓人記憶深刻：一位放牧員趕著上千的羊群在湖邊放牧，突遭狂風襲擊，一些羊被刮進湖里，放牧員舍生救羊，終因體力不支獻出了寶貴生命。

　　在人與大自然的抗衡中，嘎措鄉牧民群眾充分認識到，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難以抵御頻繁的自然災害，只有大家擰成一股繩才是出路。

　　按照我國農村的經驗，勞力少的人家愿意走集體化的道路。那么，勞力多的人家態度又怎樣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訪問了村里勞力多、生活富裕的扎風一家。他家十口人，八個勞力，1987年他全家人純收入達到1.6萬多元。扎風說：“這里的集體經營是多勞多得，許多事不用個人操心，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好的集體了。如果誰主張牲畜分到戶，我首先不答應。”

　　才旦羅布是位腿腳不便的殘疾人，50多歲。他家四口人，除他外，有三個整勞力。1987年分配時全家人純收入5000多元。他也贊同走集體化道路。他說，嘎措鄉總結出的一套按產值、產量記工分的方法，減少了吃“大鍋飯”現象，使他們真正走上了一條富裕之路。

　　我下決心要刨根尋底。最后我訪問了勞力很少的人家。中年婦女索南卓瑪，家中四口人，只有她一個整勞力，她的兩個孩子和老母親在家。索南卓瑪動情地說，“若不是集體存在，阿媽和我的大孩子干些力所能及的勞動，我一個人無論如何養不了這個家?！?987年，她家純收入1000多元。

　　我還走訪了牧人才讓和次哲，他們也都異口同聲地擁護和贊成今天的集體經營，不同意嘎措鄉實行牲畜私有私養。

　　這是一名小學生利用業余時間撿拾牛糞，然后肩扛裝好的成袋牛糞去交集體作燃料。這種勞動到年底也可獲得一定的工分收入（唐召明1988年攝）

　　責任制再具體再細致，也不可能無所不包。集體經營下實行責任制，也還需要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我在這里看到，村民們精神面貌很好，遇到那些難以過細分工的勞動，他們表現了共同勞動的積極性，大家團結友愛，這無疑是他們集體經營的重要基礎。

　　目前，嘎措鄉已全部實現定居、通路、通電、通訊和通廣播電視，成為藏北高原遠近聞名的小康示范村，牧民的幸福生活猶如芝麻開花節節高。（中國西藏網 文、圖/唐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