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清晨，驚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前歷史研究所所長、著名學者陳慶英老師逝世。仔細看了幾遍訃告，又看到一些同志紛紛在手機上表示哀悼，陳老師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現(xiàn)在我眼前。當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看到訃告，但心里又覺得陳老師從此就與大家陰陽兩隔難以置信。陳慶英老師兼任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士點導師已多年，后又兼任藏學博士點導師，為我校學科建設(shè)、博士點建設(shè)及高層次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年陳老師欣然應允接受學校頒發(fā)的博導聘書，就像發(fā)生在昨天，那時我是學校領(lǐng)導班子成員，也是聘任兼職博導的見證人之一，后又同為一個博士點的導師。因此，在網(wǎng)絡(luò)上對陳慶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后，我又匆匆來到民族研究院辦公室，介紹了相關(guān)情況，建議學校及民族研究院正式致唁電。

圖為陳慶英老師2016年在西南民族大學參加重大項目開題會

　　我最后一次見到陳老師是在201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那天，我來到成都金牛賓館，參加由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fā)展協(xié)會和四川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主辦的“紀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重走十八軍進藏路座談會”，由于此次會議很重要，擔心途中堵車，所以一大早就從學校出發(fā)。到了金牛賓館，剛下車就看見開車來開會的四川大學藏學研究所石碩教授，見時間還較早，我倆就圍著俱樂部小禮堂走一走。當轉(zhuǎn)過彎走到俱樂部小禮堂后面的翠竹林邊時，見到也來參加這次會議的陳老師在散步，看見我們后他也頻頻點頭。我與石碩教授走上前去向他問好，并說，我們以為來早了，見到陳老師才知道更有早行人啊。陳老師聽了后帶著熟悉的微笑說，我從邛崍過來，擔心路上堵車遲到，所以出發(fā)比較早。寒暄幾句后，我們?nèi)吮銍銟凡啃《Y堂邊走邊聊。2018年3月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開《西藏通史》出版學術(shù)研討會，我們都寫了書評，所以我與石碩教授說，以為在這次會上能見到《西藏通史》主編之一的陳老師，聽聽陳老師對此書編纂的介紹，但到北京后才知陳老師請假了，未能見到，非常遺憾。當時陳老師說，川大與西南民大常有學術(shù)活動，又住在成都，見面機會多，今天咱們幾個不就見面了嘛。說完，看看我倆又抬頭笑了起來。那天陳老師光著頭，穿一件深色的的夾克衫，足上好像是運動鞋，散步時步子雖邁得不大，但一路談笑，人看起來狀態(tài)不錯，蠻有精神。當時我想，如此注意鍛煉，陳老師一定是個長壽之人，今后將有更多藏學論著出版。之后，因疫情嚴重，線下參加會議較少，有兩次又因有其他事未能見面。沒想到12日清晨噩耗傳來，這位在藏學研究領(lǐng)域碩果累累、國內(nèi)外均有學術(shù)影響的著名學者與我們永別了。

圖為陳慶英老師2018年在西南民族大學民研院作學術(shù)講座后與博士生合影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陳老師是在20多年前的90年代后期，但之前已拜讀過陳老師的一些論著。這次見面之后，二十多年來與陳老師一直有些往來。大約是在1997年或1998年的下半年，我先到國家民委開會，后又到了中央民族大學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具體時間與地點已記不清了，但清楚地記得那次在北京期間第一次見到了陳慶英老師。記得見面時陳老師衣著很普通，待人熱情，平易近人，談話中不時開心地微笑，交談中給人印象是思想深邃，知識廣博，既耐心聽對方所言，又簡明扼要講自己的見解。為何當時去見陳老師呢？是因為《白狼歌》研究。9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學民研所陳宗祥教授等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狼歌〉研究》一書，在校內(nèi)教師中贈送了多本，也送了一本給我。我無其他愛好，當時工作之余喜讀讀書，尤其是民族歷史文化方面的書，所以得到《〈白狼歌〉研究》后用了不少時間讀。認真讀了此書后，確有些認識體會，也思考了一些問題，有的問題還請教過陳宗祥教授。幾年后，我看到羌年禮花編輯部編印的《羌族歷史文化文集》第五集中有陳慶英老師的《〈白狼歌〉新探》一文，其結(jié)論與《〈白狼歌〉研究》一書有所不同，所以有段時間一到北京出差就想請朋友介紹去向陳老師請教，那天終于如愿。陳宗祥教授等所著的《〈白狼歌〉研究》一書以普米族地區(qū)語言調(diào)查資料為基礎(chǔ)，用普米語玉姆話與《白狼歌》中的字、詞、句作全面比較，得出白狼語與普米語非常接近的結(jié)論。那天見到陳老師時，我談到陳宗祥教授《〈白狼歌〉研究》一書中的白狼語與普米語非常接近的結(jié)論，又談到云南大學方國瑜先生《么些民族考》中提出的白狼語為么些之古代語的看法，當然也談到了陳老師《〈白狼歌〉新探》一文中的觀點，對為何依據(jù)語言資料分析比較但出現(xiàn)不同看法這一問題向陳老師請教。陳老師聽了后笑著說，《白狼歌》研究有更多人關(guān)注是好事，西南、西北都研究好啊。對提出的問題他回答說，這一研究實際上現(xiàn)在仍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結(jié)論不同與出現(xiàn)分歧的原因是，《后漢書》中《白狼歌》的注音與翻譯有許多復雜的情況。接著，又談了《〈白狼歌〉新探》一文的撰寫目的，并簡要介紹了近幾十年來國內(nèi)《白狼歌》的研究與進展。20多年前談的話不少已忘了，但記得陳老師最后說，白狼語屬藏緬語族，與藏語支的普米語、彝語支的么些語都應接近，這幾種看法其實大的方面是一致的。第一次見面我還向陳老師請教了與《白狼歌》相關(guān)的白狼夷與東女國地望研究中的一些問題，雖然交談時間不長，但收獲頗多，受到很多啟發(fā)，對我后來研究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guān)系幫助很大。這次在北京請教后，與陳老師又見過幾次面，其中一次是在青海西寧。

圖為陳慶英老師的贈書

　　進入新世紀后，因西南民族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共建博士點，我與陳老師的往來就漸漸增多了。2001年，加快發(fā)展中的西南民族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經(jīng)協(xié)商達成一致，聯(lián)合申報增列為博士授予單位，很快展開了各項準備工作。2002年5月，聯(lián)合申報通過四川省組織的預審后上報國務(wù)院學位辦；2003年9月，國務(wù)院學位辦批準西南民族大學為博士授予單位，同意設(shè)立民族學博士點；2004年9月，第一批民族學博士生按計劃進校。為了建設(shè)好這個博士點，培養(yǎng)優(yōu)秀高層次人才，西南民族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決定采取“雙導師制”等措施，2003年9月國務(wù)院學位辦批準后即開展導師遴選工作，除在校內(nèi)認真遴選外，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也遴選，遴選出的導師人選經(jīng)國家民委組織專家評審后再正式聘任。2003年聘任了我校第一批民族學點博士生導師，首批博士生導師共6名，陳慶英老師等專家學者接受聘書正式成為西南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在“雙導師制”下，陳慶英老師與我校萬果教授（先后任我校藏學學院院長、民族研究院院長）同為“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兩位導師聯(lián)合培養(yǎng)，這一方向至2010年已錄取16名博士生。擔任導師期間，陳老師講授“敦煌藏文文獻研究”等課程，并為我校博士生及相關(guān)師生開設(shè)“藏傳佛教活佛轉(zhuǎn)世制度研究”“元代名臣八思巴”等藏學學術(shù)講座。作為博士生導師，陳老師循循善誘，悉心指導，言傳身教，提攜后學，深受師生好評。因擔任博士生導師，有教學任務(wù)，陳老師常住在學校，我們見面機會也就多了。從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聘任的博導，來成都工作期間多在校內(nèi)吃、住。我擔任校長之后，對包括陳老師在內(nèi)的博導生活條件、工作條件進行過專項檢查，增加了相關(guān)經(jīng)費，并要求學校有關(guān)部門作好博導的服務(wù)保障工作。陳老師擔任導師時已60多歲了，千里迢迢來我校講課很辛苦，他來校期間，我在學校就和有關(guān)領(lǐng)導一起去看望，并多次陪同就餐。這時候與陳老師在一起，雖然主要是吃飯，但我也抓住這個機會向他請教，比如與西南民族史研究相關(guān)的吐蕃入滇時間與路線、敦煌藏文文獻中南詔的記載、吐蕃對南詔的冊封形式、古藏文中“絳”的含義及漢文西藏一詞何時出現(xiàn)等問題都談到過，他都興致很高地談自己的見解，邊吃邊聊中我收獲頗多。有一次陳老師來校，在共進晚餐時他將《陳慶英藏學論文集》（上、下）簽名送給我，并指著目錄說，你以前看到過的《〈白狼歌〉新探》一文也收入這個集子了。幾天后，我回贈了一本我出的《納西族歷史文化研究》，陳老師翻開此書看了看目錄，指著《敦煌古藏文寫卷中的“vjang”》一文說，這篇文章我看過，敦煌藏文資料價值需要多方面挖掘。沒想到，我發(fā)表的這篇小文陳老師居然有印象。

　　記得有一次陪同就餐時，我說，聽說陳老師生于四川南充，青年時代才隨家庭遷居青海，按中國古人的習慣，署名可作“南充陳慶英”。陳老師聽了后笑著說，是的，但后來在青海生活的時間長。懷念陳慶英老師，感慨時光流逝，追憶往事，作此短文。陳老師生在四川，長在四川，后來到了青海，一生研究藏學，前幾天在成都駕鶴西去。可謂：情系高原，魂歸天府。

　　陳慶英老師安息！

　　（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趙心愚 作者為教授，博導，西南民族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