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今天是臘八節，每年的這一天北京雍和宮都會對外施粥，市民游客早早在雍和宮外排隊，嘗一口熱乎乎的臘八粥，迎接新年的到來。雍和宮自改廟以來，已經歷了近300年寒暑，期間曾享受過皇家寺院的風光無兩，也曾在風雨飄搖的時代孤立無援，曾富麗堂皇、琳瑯滿目，也曾遭遇搶掠、殿堂殘破，但不變的是其在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從1722年發生職能轉變，到1822年認定達賴喇嘛的金瓶掣簽制度，再到在風雨飄搖的民國時期充當溝通中央政府和地方關系的橋梁，它始終在光陰中熠熠生光 ，并在新時代迎來新的生機。】 

　　1722年冬，和碩雍親王府與它的主人一起迎來命運的轉變。是年，康熙皇帝駕崩，和碩雍親王胤禛繼承皇位，年號雍正。胤禛成了皇帝，王府也成為行宮，后被賜名雍和宮。1744年，它被改建為藏傳佛教寺廟，成為獨一無二的皇家寺院。300年來，這里出過兩位皇帝，也停過其中一位皇帝的梓宮，經歷過繁華鼎盛和殘破荒涼，并在新的時代迎來新生。 

圖為鳥瞰雍和宮 圖片來源：雍和宮官網

　　雍和宮是個什么宮？ 

　　故事要從1694年講起。年滿16周歲的四皇子胤禛分到了皇城東北隅的一處房產，而這里似乎并不是一個理想的府邸，其建筑原為明朝太監的官房，且臨近安定門外的糞場，經常臭氣熏天、蚊蠅滋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在這座三進三出的大四合式的院落里，胤禛掩住自己的不滿，修身養性，讀書寫字，結交高僧，并成立了神秘莫測的組織“粘桿處”，最終一步步走向皇位。 

　　隨著胤禛地位的不斷提高，這座院落也從貝勒府，變為雍親王府，在主人登基后，升格為皇家行宮，并得到了正式名字“雍和宮”。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說，這里先皇住了近三十年，是先皇靈魂憑依的地方，就在這里為先皇停靈。于是，雍和宮再次迎回自己的主人。為此，內務府用了半個月把主要宮殿的綠色琉璃瓦換成黃色琉璃瓦，以與皇帝的身份相匹配。雍正皇帝的遺體在他原來的寢宮停放差不多一年時間，才遷移西陵安葬。乾隆繼位以后，雍和宮供奉了雍正皇帝的圣容，這里成了供奉先人的家廟。 

　　1744年，乾隆皇帝為“安藏輯邊”、團結西北部民族，遂命三世章嘉活佛將雍和宮改建為藏傳佛教寺院。當時西藏政局仍不安定，考慮到格魯派在西藏及蒙古地區的影響力，清朝政府力興黃教，雍和宮被改建為格魯派寺院，此舉在西藏引起強烈反響和熱情擁護，有利于清朝對西藏的統治和溝通。此外，政府還采用了一批在民族地區具有影響力的高層僧人，其中包括三世章嘉活佛。 

　　章嘉活佛是清朝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重要的活佛轉世系統之一。他幼年時被送至北京，與乾隆皇帝同窗，后成為其處理蒙藏事務的得力助手。他一手策劃完成了雍和宮由行宮到藏傳佛教寺院的轉變，在雍和宮最初的建制、管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章嘉活佛還親自參與處理西藏、蒙古事務的許多重要活動之中，其中包括入藏配合六世班禪完成了七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事宜，促成并接待六世班禪進京等。 

　　雍和宮改廟之后，在西藏、蒙古等民族地區有著極高的聲望，正式開啟作為皇家寺院連接中央政府與地方的紐帶與橋梁的輝煌歷史。多位蒙、藏地區的高僧陸續出任雍和宮堪布，為藏傳佛教僧才培養及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團結作出各自的貢獻，如第一任堪布西藏著名活佛七世濟隆·洛桑貝丹以及后來擔任西藏攝政的第四任堪布策墨林一世活佛。與此同時，藏傳佛教界領袖人物、活佛高僧頻繁往來，四世、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分別來雍和宮禮佛弘法。 

圖為萬福閣 圖片來源：雍和宮官網

　　雍和宮作為清代皇家寺院，其建筑與珍藏的文物除了承載著教化眾生、傳播藏傳佛教的使命，也蘊藏著漢、藏、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魅力。雍和宮的建筑以萬福閣最為雄偉。在改廟之初，乾隆皇帝覺得庭院北部空曠，想建一座高大殿堂作為屏障。七世達賴喇嘛知曉后，不惜重金從尼泊爾購得一長達26米的巨型檀木，歷經艱辛運抵北京，雕成了現在萬福閣內高18米、地下埋入8米的邁達拉佛（彌勒佛）。在萬福閣竣工后，七世達賴喇嘛還專門送來41幅《如意寶樹佛本生記》唐卡，并在首幅上親筆寫下祝詞。時至今日，這套唐卡仍懸掛在萬福閣的內墻上，光彩如初。 

　　雍和宮到底是什么宮？它既是皇家第一寺廟，又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場所之一，是傳承民族文化的宗教場所，甚至成為清政府處理蒙藏事務的政治中心。它在維護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保證邊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聯絡中央政府與邊境民族地區中起到了橋梁紐帶的作用。 

圖左為大昭寺進行金瓶掣簽的金瓶和象牙簽（復制品），圖右為雍和宮進行金瓶掣簽的金瓶和象牙簽（復制品）攝影：李元梅

　　金瓶可以干啥用？ 

　　流連于雍和宮眾多華麗的宮殿、精美的佛像和珍貴的文物前，不得不提的當屬雍和宮中的“鎮宮之寶”——一尊復制的金瓶，它承載著乾隆皇帝所制定的金瓶掣簽制度。

　　話說，1822年，三名靈童被送到拉薩，在布達拉宮的皇帝圣容前舉行了確定達賴喇嘛轉世的首次金瓶掣簽，十世達賴喇嘛楚臣嘉措成為第一位通過金瓶掣簽產生的達賴喇嘛，這一制度最先出現在雍和宮的御碑上。

圖為雍和宮《喇嘛說》碑亭 攝影：李元梅

　　在雍和宮大殿前，有一座黃色琉璃瓦飾頂的碑亭，是為御碑亭，亭內有一座方柱形石碑，四面所刻碑文為滿、漢、藏、蒙四種文字，題目為《喇嘛說》，是乾隆皇帝1792年所撰寫。碑文主要講述清政府對藏傳佛教的政策方針，確立金瓶掣簽制度。具體內容包括介紹藏傳佛教的形成和發展，闡述清政府保護藏傳佛教的政策；說明活佛轉世的由來及弊端，為此制定的金瓶掣簽辦法；以及他以王法制裁高層喇嘛分裂國家活動的史實。

　　里面提到的“ 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這正是乾隆實行“ 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的原因。針對轉世靈童被政治勢力所操縱，出現舞弊紛爭等現象，制定“金瓶掣簽”制度，確立起中央政府對活佛轉世的直接管理。 

　　同年，乾隆帝親自監督制作的兩個金奔巴瓶，一個被送往拉薩大昭寺，用于西藏各大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另一個則存放于雍和宮，用于認定蒙古等地區各大活佛的轉世。這一規定次年就在兩地分別進行了實施。據統計，1793年至1911年的近120年中，在拉薩執行的金瓶掣簽達到70多次，在雍和宮執行的金瓶掣簽約有20多次，其中包括五世和六世章嘉活佛的認定。設置金瓶，通過掣簽確認轉世靈童，從法律的角度規范了轉世靈童的認定辦法，不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而且使廣大信教群眾心悅誠服，逐漸成為歷史定制。制度確立后，第十、十一、十二世達賴喇嘛和第八、九、十一世班禪都是據此選定。活佛轉世制度中再也沒有出現“率出一族”的現象，也沒有出現過教內因“分潤不均，唆使外族搶掠”的事情。 

　　金瓶可以干啥用？它標志著金瓶掣簽這一制度的訂立，不僅“除其弊”“ 息紛爭”，而且有利于維護和穩定蒙藏地區的社會局勢，團結宗教上層人物和廣大僧俗群眾，加強了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在守疆護土、維系統一的過程中，發揮了千軍萬馬無法取代的作用。

圖為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像 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愛國僧人的力量有多大？ 

　　每個人在享受國家庇護的同時，也需用自己的力量來捍衛國家的領土完整。那年，當入侵者在神州大地肆意妄為時，昔日潛心修煉的僧人積極入世。而雍和宮的存在，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1923年，40歲的色拉寺堪布貢覺仲尼被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往北京接任雍和宮堪布職務，他與同伴經過長達半年的艱苦跋涉，于次年1月抵京，并由民國政府蒙藏院批準就任。彼時的雍和宮已隨著皇權的傾覆失去了往日的派頭，珍寶被掠、僧員大減、殿堂殘破。但縱使風雨飄搖，民國時期的雍和宮仍是溝通中央政府和地方關系的橋梁，前后三任堪布都努力維護國家統一，成為西藏地方同中央政府進行溝通的重要渠道。

　　在帝國主義的挑撥下，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受到嚴重損害。民國政府宣稱“五族共和”，多次派代表赴藏，均遭英帝阻撓未能成功。光緒年間就奉命留任雍和宮堪布的江贊桑布積極響應共和，并將“五族共和”的要旨轉告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西藏同胞，民國政府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在得知民國政府要成立國會組織后，江贊桑布積極參選，并以絕對優勢當選為參議院議員。西藏地方代表進入民國國會，是西藏地方民眾在國家政治活動中參政議政的重要標志，表明西藏民眾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有利于向心力和凝聚力。雍和宮堪布等人位居其中，也充分說明雍和宮在民國初年政治生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隨著形勢發展，十三世達賴逐漸認識到英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轉而希望中央政府對自己的態度有所變化。在積極溝通后，他于1918年派遣來自拉薩三大寺的格西擔任駐京堪布，其中色拉寺的格西羅桑策殿任雍和宮堪布，這是民國成立以來達賴喇嘛第一次向雍和宮派遣高僧，也是第一次向中央派遣代表。中央政府依照清朝舊例予以任用和冊封，并給予優待，這次人員派遣緩和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關系。 

　　為進一步推動同中央政府的聯系，十三世達賴派來了貢覺仲尼，而他也不負所望，勇擔維系民族團結大任，在歷史上留下奔走的身影。1925年，貢覺仲尼作為西藏地方代表，被民國中央政府特聘為“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參加憲法起草工作；1928年，在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訪問雍和宮時，向其當面陳述對解決西藏問題的看法，受到重視；1929年赴太原求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述說達賴聲明；后赴南京拜見蔣介石，轉達達賴服從中央的誠意；1930年，返拉薩會見達賴，宣傳中央政府對藏政策；同年，回南京任西藏駐京總代表，籌建西藏駐京辦事處，負責與內地溝通關系。至此，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日趨正常。 

圖為雍和宮堪布、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 圖片由四川民族學院 重曦繪

　　愛國僧人的力量有多大？貢覺仲尼等人的愛國行為，在動蕩時局中胸懷民族大義，充分施展才能，為加強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做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著名藏學家拉巴平措所說：“貢覺仲尼，是民國時期西藏反帝愛國力量的重要代表。1923年，他奉達賴喇嘛之命赴北京接任雍和宮堪布之職。此后的十五年間，他在極其困難和復雜的情況下，輾轉拉薩、南京、北京等地，為維護和增進西藏地方與國民政府的關系，為維護中國主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圖為秋陽中的牌樓正門 圖片來源：雍和宮官網

　　雍和宮的新起點新在哪兒？ 

　　新中國成立后，雍和宮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國家多次撥巨款對雍和宮進行全面修繕，國家領導人親臨雍和宮視察，對僧人生活、寺院管理給予極大關懷。1981年2月雍和宮作為宗教活動場所對社會開放，每天吸引著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信眾。1995年雍和宮被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批正式登記注冊為“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家此類專業博物館，從此雍和宮又多了“保存和傳播人類進步文明”的職能與作用。博物館注冊后，除保持各殿堂原有陳列形式外，著重舉辦了兩個長期展覽，即：“藏傳佛教與雍和宮”和“乾隆皇帝與藏傳佛教”，它用莊嚴的歷史深刻詮釋著西藏與祖國不可分割的關系。 

　　立足新時代，在不知不覺中，雍和宮已成為北京市開展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場所，成為宣傳民族宗教政策、展示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收獲了一項項的殊榮和嘉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縱觀雍和宮300多年的發展脈絡，充分反映出它具有宗教與政治的雙重作用。自乾隆九年雍和宮改為寺院時起，雍和宮實質成為聯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紐帶和橋梁。由于除西藏之外的活佛轉世時的“金瓶掣簽”儀式均在雍和宮舉行，雍和宮實質又成為中央政府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的中樞。新中國成立后，雍和宮在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配合中央政府做好西藏各項工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在雍和宮里所展出的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等依舊歷久彌新，熠熠生輝，這些內容豐富、分布廣泛、載體多樣的涉藏元素，揭示了我國各民族團結統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關系，見證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合力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 

　　雍和宮的新起點新在哪兒？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雍和宮對其所藏文物進行了較好的保護和管理。先后對明代青銅器“須彌山”，清代乾隆皇帝生母所繡唐卡“綠度母”，清乾隆皇帝的“洗三盆 ”以及活佛轉世掣簽所用的金奔巴瓶進行復制，換下真品進行妥善保護。在文化交流過程中，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同時出版學術論文集，積極交流學術觀點。在新媒體技術方面，利用三維圖像處理技術、多媒體技術、虛擬現實等技術將雍和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隨著“數字雍和宮”工程的完成，標志著這座古老的祖國文化遺產進入數字時代…… 

圖為雍和宮大殿匾額，從右至左，以滿文、漢文、藏文、蒙古文書寫“雍和宮” 攝影：李元梅

　　時光流轉，歲月無聲，歷史的鴻影逐漸遠去，雍和宮依然晨鐘暮鼓，靜穆如初。300年來，雍和宮走過繁盛、走過衰退，也走過了百年歲月的流金洗禮，在共和國的陽光下重新沐浴，煥發出更多的新意與盎然。（中國西藏網 文/張敏 周晶 部分資料參考自：《陳慶英藏學論文集》《略談雍和宮的歷史地位》《活佛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