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近年來，各類人才開始向鄉村聚集。一方面，《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提出，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鄉村振興促進法也要求，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提出，引導城市人才下鄉，推動專業人才服務鄉村，吸引各類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那么，鄉村振興真正的支撐性主體是誰，如何處理本土人才和下鄉人才之間的關系，如何認識和理解在鄉村共存的多元人才主體？這一系列問題，是我們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時，必須籌謀和回答的。

　　鄉村振興可以按照在地農民、返鄉能人和下鄉市民三類群體，鍛造一個新的支撐性主體。

　　首先，農民世世代代在鄉村生活，是鄉村的原住民，在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為鄉村解放和發展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當之無愧的首要主體。其次，改革開放以來，進城創業或務工的大多數流動人群依然保持著鄉村戶籍，具有濃烈的鄉村文化認同。同時，他們又熟悉城市生產生活方式，當他們有志于返鄉時，可以在城鄉之間擔任積極的文化使者，架設起溝通的橋梁。最后，由于厭倦城市喧囂的生活方式，有一部分敏感而有能力的城市市民，愿意來到鄉村生產和生活，成為“新村民”。他們的逆向流動，有助于城鄉之間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

　　這三類主體對鄉村振興來說，也是十分必要的。其一，僅僅依靠在地農民，他們的生產方式相對傳統，視野觀念有所局限，資源整合能力也相對不足，很難自覺創造出一種新的、具有未來性的生產生活方式。其二，如果僅僅依靠返鄉、下鄉人才承擔鄉村振興重任，則會帶來社會矛盾，不利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接續傳承。

　　從事實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在鄉村振興戰略引導，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當前鄉村已經呈現出如上三類主體共同生活的局面，當因勢利導、加強融合。從理論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這三類主體的融合，既可以帶來資金、人力和文化等各類資源的融合，還能體現出時代性、前瞻性和未來性。要想實現鄉村全面振興，需將這三類主體鍛造成為一個有機新主體。

　　與此同時，重慶大學潘家恩副教授提醒我們注意，如果說鄉村建設的上半場，是通過各類工程、項目和制度的創新探索，為主動下鄉和返鄉者“打開一扇門”，同時激活鄉村種種在地資源，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那么也應該對鄉村建設的下半場有所預判。未來，隨著社會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向高質量轉變，會出現一批被動返鄉者。當他們回到農村時，必要的資源支持和保障必不可少。

　　如何鍛造鄉村振興新的支撐性主體？筆者認為，需要以黨建為引領，以制度建設為保障。

　　雖然新主體是重要的，但新主體不會自覺形成。在未來多元主體共生共振的鄉村場域中，各類主體之間會因為差異化的文化觀念、行為習慣、思維方式、經濟能力等，滋長出多重具體的矛盾，彼此之間相互理解存在障礙。比如，下鄉的藝術家想在院子里種草皮，而他的鄰居可能會在深夜，悄悄將草皮鏟除。前者想要的，是綠色、自然、美麗；后者卻可能擔憂，種草會給家中招來蛇蟲。因此，如何在不同主體之間，建立情感和利益的共同體聯結，考驗著鄉村治理的水平，也關系到鄉村振興的成敗。

　　黨建引領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具體可在群眾工作和組織監管兩方面著力。黨建引領不僅在于宏觀層面為鄉村人才振興把好“方向盤”，更在于黨建可以超越諸多具體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進行“粘合”。通過開展群眾工作，基層黨員干部可以了解村莊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具體訴求，更好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通過發起公共議事、協調經濟關系、組織文化生活等方式，可以在各類主體之間建立豐富、多元、有生命力的有機聯系。比如，新老村民可以是股份合作關系，同時也可以是文藝伙伴、鄰居、議事組成員、微信朋友圈好友等。如此，會增加處理問題的彈性，有效緩沖各類主體之間潛在的利益沖突。此外，返鄉能人、下鄉市民很多時候是作為人才來到村莊的，可加強縣委組織人才部門對他們的監管或考核，并以此來規約他們在鄉村的行為，引導其尊重在地農民利益。

　　制度建設是另一個重要方法，包括縣域層面的制度創新，以及村莊層面的村規民約實行兩方面。可由縣委縣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牽頭，進行鄉村人才方面的制度建設。如此，不僅可以吸引人才向鄉村聚集，回應農村空心化等社會難題，而且可以為鄉村資源要素探尋與其匹配的市場資源，實現產業精準對接，還可以劃定紅線，規范返鄉下鄉群體的經濟社會行為，引導其不越軌不逾矩。在鄉村層面，可以用村級組織或相關民間社會組織的名義，針對垃圾處理、建筑施工、生態環境保護等具體事務，展開討論并進而達成共識，形成兼顧新老村民共同利益的村規民約。由此，不僅可以煥新鄉村精神文明風貌，有利于鄉風文明，而且有利于促進具體矛盾解決，鍛造新的鄉村振興主體。